superme东北人闯关内-国展金融

东北人闯关内-国展金融

▲2015年10月26日，家住吉林长春的老梁带上老伴和不满一岁的外孙乘火车前往海南过冬。这趟哈尔滨开往海口的列车祁黄羊去私，80%以上都是到海南过冬的“候鸟”。（视觉中国/图）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三省共流出人口四百余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
张国宝说，黑龙江水稻年产量520亿斤，对全国粮食安全贡献巨大，但是如果水稻价格一斤差一元钱，影响就是520亿元。
塞冬认为，让东北人像《吉林报告》里提到的湖北人和重庆人一样，走上制造业流水线是不可能的。虽然三省份的人均GDP均为八千多美元，但湖北和重庆两省市存在许多人均3000-4000美元的贫困地区，而吉林最差的地区人均也有5700美元。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冯叶敬奕步
回东北工作，月薪接近1万，这让四川天兆泰来猪场的翟羽佳还没有回过神。
他是黑龙江省双鸭山人，2008年毕业于山东高校畜牧专业，当时只能去江苏和四川找工作。但现在，东北迅速成为规模化和自动化的养猪大基地，他随着“南猪北移”浪潮回到了老家。
但更多的东北人还在往外走。
2017年12月6日，下午四点，哈尔滨天已全黑，只剩一轮硕大的圆月挂在松花江面上。江边的木兰县陷入沉寂，一家药店老板打算关门回家，“生意不好做。”老板嘟囔，一边与网友聊天。
药店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五六年，他所在的利东镇，人陆续走了大约一半，只剩七八千，他的药品销售连同下降了1/3。因为天气寒冷，东北地区高发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卖药曾是门好生意。
在距木兰县450公里之外的黑龙江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出租车司机铁柱也准备再次去南方。“把车卖完，我打算再回广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十年前，他本在广东养货车、跑长途。结婚后回老家齐齐哈尔一口气买了7辆出租车，自己开一辆，其他车承包给别人。如今，车已被他卖掉4辆。他说，“你就看国庆、春节，火车站那个人流，一批接一批，那都是离开的人”。
山海关城东门，是关内和关外的分水岭，关外就是广阔而富饶的中国东北。从明清到民国，以山东、河北为主的关内人闯出关外，造就了中国近代三大人口迁徙事件之一——“闯关东”。但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东北人就分批次回流关内。
迄今，人口流失的结果，从养老保险基金的数据可窥一斑。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此前对媒体表示，“黑龙江是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最困难的省份，抚养比是1.3∶1，而广东最高是9∶1”。换言之，在黑龙江，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
吉林和辽宁的情况也不乐观，分别位列倒数第二和第五，抚养比为1.47∶1和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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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资本走”
历史上，东北一直是人口流入之地，直到1950年代因为支援三线建设等，才流出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等。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迁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以后的资料显示，关外移民出现大规模移民后的规律性回流，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流入辽宁，辽宁再往河北和山东迁移。
彼时，辽宁因有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替代，还是净流入，但吉林和黑龙江已经进入人口净迁出状态。“四普”期间（1985年7月-1990年6月），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31‰、-1.01‰和-1.43‰。
在随后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东北人开始成批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迁移。
1992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这时，东北才迈出市场化的第一步。尽管东北工业基础仍在，但无论技术还是管理已经落后于国际市场。
“那时候一些电解槽还打着‘昭和’字样。”在上海定居的王炎和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你想想有多落后？”王炎和是改革开放后主动“下海”的辽宁第一批官员。他身着灰色羊绒衫，外面套着一件黑色西装，已近耳顺之年，依然挺拔而体面。
因为下海前分管经济，王炎和很早就觉察到了东北国企的变化。他所在的市，钢、铝、煤等各类资源应有尽有，但当时经济指标已开始下降。因缺乏技术改造，也不注重市场开发，上海宝钢等现代化工业企业兴起的时候，当地钢企随即丧失了市场竞争力。“1998年的时候，（地方钢企）才在上海有了办事处，也不是谈业务，而是管接待。”王炎和说。
那时，国企改革全面推开，东北大量小型国企被重组，剩余的一些大型国企也面临重重困难。王炎和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资本走”。
实际上，国企改革最早是在上海开展的，而且很快就顺利结束。上海的国企主要是轻工纺织类，当时因为外资、合资企业已经大量存在，下岗的国企员工马上就被吸收了。
“但在东北不行。”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于潇说，东北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职工下岗比较多。为了安排再就业，于潇记得，如果一个家庭全部失业，地方政府至少要安排一个，哪怕是政府雇用，“所以那个时候，政府负担也很重”。
从这时开始，东北人口开始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迁移。“这些新的迁移点和东北没有任何历史上的人口关联。”于潇说，主要原因就是区域经济差异造成的。
于潇在《建国以来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一文中记载，1995年11月-2000年10月，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91‰、-2.17‰和-3.76‰。辽宁因在东北三省中曹瑶瑶，工业基础最强，经济最好，有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口替代，还是净流入。
副局级干部王炎和真正离开辽宁是在2000年初。一次机会，他去上海出差，得知上海14所学校要公开招收国内优秀初中毕业生，只要在本地中考过了一定分数线，就可以来上海考试，考上了金色的脚印，再交5万块钱，就有一张社保卡，就能成为上海人。
王炎和考虑了很久，做出决定的时候，周围的亲戚朋友都以为他疯了死囚大逃杀。领导给了他3个月病假，说先去试试，不行就回来。王炎和怕自己退缩，直接递上了辞呈。为了照顾他赢者通吃，当地组织部还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了一封推荐信，这让王炎和哭笑不得，但他还是将信珍藏至今。
来到上海，孩子把秋裤脱了，很快学会了上海话，入学第一篇作文写的是《热爱上海，不忘家乡》，完全变成了上海人。王炎和的大脑却总在转换，打车时，他想让司机向里道开，司机听不懂，他只好用蹩脚的上海话说句“向左转”。
2017年，王炎和去了一趟美国，参加孩子的婚礼。当年孩子一口气考上了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以及美国几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最终选择了美国，毕业后，继续留在美国做起了金融分析师。现在，小两口已经买了房子和游艇。

▲为了激励社会各界振兴东北的信心，国家颁发的金牌被做成巨型浮雕竖立在哈尔滨市电机厂门前，一位下班的工人从这里匆匆走过superme。（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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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不缺开拓精神”
在王炎和2000年离开辽宁时，25岁的李天天正在哈尔滨医科大肿瘤免疫学专业读研究生，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马来法
那年4月，哈尔滨的市花丁香花开满了大街小巷，李天天印象深刻，他创建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就因此被命名为丁香园。
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因为发现很多同学不知道如何通过互联网检索国外最新的医学进展，李天天萌生想法，创建了一个传授文献检索知识的网站，也就是丁香园的雏形。
丁香园只是李天天众多想法之一。他还利用寒假去冰雪大世界做兼职导游，因为英文过硬，只带外国团队，一星期就能赚200美金。后来，他又把通过导游结识的老外们搬回中国做外教，在哈尔滨开了英语培训公司。
那时，一对一的外教课在哈尔滨还是新鲜事，因此迅速打开了市场。可很快，属地派出所、税务局、各种政府办事人员都找上门来，说是来看看企业发展，实际是带自己的孩子免费蹭课。
丁香园的前置审批也遇到了麻烦。李天天说，他当时拿着申请交到了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但对方并没有直接受理，而是送他两句话：“你的想法很前卫，但有知识的人不上网。”在四处托人找关系的一年后，网站审批终于办了下来。
2004年，李天天离开哈尔滨，前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走的时候，他把丁香园的服务器一起打包带到了北京。北京的优势是资料资源极其丰富，李天天花了很多精力采访专家，整理后贴在丁香园上，并将病理讨论结集成书。
决心创业前，他走了全国十几个城市，和丁香园的版主们挨个碰面，两位杭州站友——湘雅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的张进医生及在制药领域工作多年的周树忠对他说，杭州政府对创业的支持力度很大，要不一起来干吧。
李天天放弃了博士学位。2006年，在杭州正式成立了丁香园。他们最初的办公室是张进租住的房子，一间不到20平米的卧室。三个月后，一次偶然机会，时任杭州市科技局副局长的徐土松听说了丁香园，就为他们在杭州市科技局的五楼，租借了一间70平方米的办公室。
但在2008年，丁香园的资金链还是差点断掉。很快，一些投资人开始与丁香园接触，彼时活跃的风险投资以外资为主，但外资进入速度较慢，李天天了解到，北京、上海的企业搞定这些流程要花3-6个月的时间。
但没想到，从丁香园开始整理资料递交给杭州外汇管理局，到最后DCM中国投资的A轮200万美金入账，只用了18天时间，实际的行政审批只有8天。李天天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在其中某个环节稍有延误，对企业的影响难以预料。
来杭州创业十一年，丁香园从最开始的三个人成为员工逾千人、已经实现规模化营收和盈利的中型互联网公司。目前，丁香园还在杭州和福州开设了线下诊所，并在银川拥有一座互联网医院。
虽然驻扎银川，但互联网医院打破了地域限制，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和患者均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李天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仅注册医生已有数万人，最热门的科室是妇科与儿科。
从2016年底开始，银川作为国家智慧和医改的双料试点城市，通过一系列突破性的地方政策“弯道超车”，率先填补了国内互联网医院的监管空白。让李天天更为意外的是，主推这项政策的银川市官员，有两位都是黑龙江人。
其中一位是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另一位是大数据局长。李天天印象很深，一次开会，郭柏春甚至“自找麻烦”：“我们还有哪些没做到的地方，你们企业尽管提。我们想办法解决。”
李天天相信黑龙江未来一定会重振雄风，他也期待为家乡故土做贡献的机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祖辈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东北的，他身边许多东北人也都不缺乏闯荡开拓的精神，缺的是给他们好好干一场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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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兴产业
李天天创业的这些年，正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承接者，开启经济跃升的黄金十年，东北也不例外。
“振兴东北”计划于2004年出炉。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是东北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2003年东北三省GDP总计12722亿元，到2012年达到50477亿元，是振兴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长率12.5%。
张国宝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他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在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年中，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正逢高速增长，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装备需求量大，这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东北经济结构是利好。
那段时间，第一重机厂的钢铁设备、核电设备订单充裕，如鱼得水。大庆油田日子也好过，那时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一百多美元，对黑龙江税收贡献也大。东北的钢铁厂、煤矿也是同理。
但在这一时期，东北人口依然外迁。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三省共流出人口四百余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
于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口外迁的原因在于，东北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不及互联网、金融、文化等服务业语希范。在“振兴东北”这十年间，虽然趁着经济复苏，东北处置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新兴产业尚未培育起来。
新兴产业有赖于企业家创新，但民营资本对投资东北仍存疑虑。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学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东北比较普遍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的非程序化处理”。
即有关人员通过差异化对待，谋求个人私利，增进个人权威，营造个人化的忠诚关系和信任关系。这种文化环境，对外只能吸引投机者，而非真正的投资者。对内只能孕育钻营者，而非企业家。
“85后”刘欣是哈尔滨奥松机器人的高管，奥松机器人是教育类机器人排名前三的企业，2015年，被一家孵化器招商引去了深圳。
刘欣也跟着去了深圳。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离开哈尔滨，主要原因是企业想集中精力做产品研发和设计，把生产外包出去，但哈尔滨没有配套的供应链。“以前只能采购零件运回哈尔滨，自己加工。”他说，“不仅没深圳做得好，而且附加值太低，运输还浪费钱。”
同样背井离乡的还有33岁的徐林，他是辽宁丹东人，目前在合肥一家金融企业工作。他和妻子在韩国读书时相恋，二人2012年回国时，在丹东和合肥之间，选择了妻子的老家合肥。
之所以选择合肥不知北山向阳，是因为彼时赶上信托业井喷式发展，徐林学以致用。同时，合肥作为中部后发城市，也搭上了二线城市崛起的时代列车，譬如房价，就在上一轮地产热中蹿入了“高烧四小龙”之列。
前段时间回丹东，徐林感觉老家甚至跟他2006年出国前，都没太大变化。徐林和散落天涯的朋友们聊天，大家主观上都觉得家乡好，想回到熟悉的土地上佛业双身，但也都知道很难回去河南人中，“人家在往前跑，你原地不动，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其实，“振兴东北”战略的本意就是鼓励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但实际情况却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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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三亚市”
2015年，辽宁在改革开放后西游后传，也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净流出。也就是说，从吉林和黑龙江流入的人口，已经弥补不了从辽宁迁出的人口。据辽宁省历年统计公报，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4382.4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9万人。2016年末，人口继续减少4.6万人。
中国经济自2013年开始进入新常态，推动经济由中高速增长向中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下滑，以重工业为主、靠资源吃饭的东北，首当其冲。
黑龙江省长陆昊曾介绍过一组数据：2016年与2012年相比，黑龙江的能源产值减少了1587亿元。张国宝说，其原因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大庆原油产量减少有关。比如原油价格从每桶一百多美元下降到每桶四十多美元，腰斩了一半多。而大庆油田一年产值2800多亿元，“打个喷嚏”对黑龙江的经济总量、税收影响就很大。
除了资源价格下跌，东北还面临很多结构方面的问题。张国宝还提到，为了保护东北黑土地的生态环境，2010年国家制定了大小兴安岭停止砍伐、经济转型的决定。木头财政没了，仅伊春一市，财政收入降到14亿元，而财政支出要127亿元。“对全国、对东北、对黑龙江全局，长远看，战略上是好事，但对于经济增速肯定是个负面数据。”
刘芳先后经历过伊春林场和大庆油田最辉煌的时代。她的祖籍在山东梁山县，1960年代，她还没出生，她的父亲就带着全家“闯关东”，来到黑龙江伊春。那时伊春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祖国林都”。刘家人从此开始了背靠林场的生活。
“山上有‘黑瞎子’，但不影响山上的木材一车皮一车皮往外发。”刘芳说，1970年代，她们家就成了万元户，家具是一水的原木，连切菜板都是红松木做的，彩电则是日本东芝牌。
经过二三十年的砍伐，山林破坏日益严重，国家号召封山育林，伊春林业局从1990年代开始风光不再。这几年，伊春林区开始发展旅游业，向外主打原始森林旅游和漂流。刘芳的父母至今仍在伊春居住，靠每月两千元养老金基本维持开销。
刘芳后来考上了黑龙江大学，毕业后，很多同学南下创业，她也曾动摇过，但最终选择了依靠石油快速崛起的大庆，大庆的工资当时是黑龙江全省最高的。前几年，她把女儿送去了杭州读大学，自己也寻思着要不要去海南过冬。
海南是东北老年人的养老胜地。在冬季来临前，他们成群结队飞往那里，租房或购买房产，甚至彻底移民。他们因此有了一个形象的称呼——“snowbird（雪鸟）”。
从2015年开始，海南省统计年鉴专门开始统计候鸟人口，当年的候鸟人数为115万。到了2016年，海南的候鸟人数已经超过121万，占海南省常住人口13.2%。
海南省卫计委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海南的“候鸟”中，北京和东北三省的占总数的53.9%。由于黑龙江人过于集中，三亚市又被戏称为“黑龙江省三亚市”。
多位受访者反映，早些年的时候，东北人和海南人常有冲突。比如在东北人看来，海南人做事闲散，像装修房子，就打个临时工，挣几百块钱，人就不来了，还有就是缺斤少两。而许多东北人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加上脾气暴躁，遇到这些情况，会直接开骂。
一位来海南做东北人早餐生意的长春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家里有几百亩土地，已经租给了合作社。“北大荒已经不需要人力了，一台收割机一小时可以收割几十亩田地。”他说。
近年来，农业也在探索供给侧改革，以黑龙江为代表的农业大省亦在调整。张国宝说，黑龙江水稻年产量520亿斤，对全国粮食安全贡献巨大，但是如果水稻价格一斤差一元钱，影响就是5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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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留人”VS“继续减少人口”
东北要不要留人，是存在争议的。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关于东北经济的论战发生了好几次，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团队推出的《吉林报告》，一度引发讨论热潮。
《吉林报告》延续了产业留人的思路——以重化工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为了解决就业、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目前吉林省需要发展如轻纺工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很快，同样毕业于北大的自媒体人塞冬，在其公号“黔财有话说”发布了一篇反驳文章，给不少公号带来了极高的阅读量，文章的标题叫做《关于东北，这里有一个颠覆式“药方”》。
塞冬认为，让东北人像《吉林报告》里提到的湖北人和重庆人一样，走上制造业流水线是不可能的。虽然三省份的人均GDP均为八千多美元，但湖北和重庆两省市存在许多人均3000-4000美元的贫困地区，而吉林最差的地区人均也有5700美元。
换句话说就是，东北并不穷。东北的平原占比显著高于南方，人均耕地面积显著高于南方。重庆与湖北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加，也只有吉林省的1/3。只有无法靠农业养活自己的地区，大量农民才会外出打工。
塞冬还认为，后工业化时代，东北已经囤积了远超其所能承受的产业人口。再加上寒冷的气候，东北应该和世界上其他甚至不及东北寒冷的地区一样，顺应自然，继续减少人口。
而东北的大多数地区，应该成为机械化的大粮仓关广富，成为野生动物的保留地，成为连绵的国家公园。同时，东北应该集中资源，保留那些具有东北特色的高等教育、科研、军工、重工产业方面的人才即可。
于潇同样持此观点。他说，东北有传统的优势产业，未来还需要保护好环境、储存资源，那就需要一个与这种经济形态相匹配的人口规模。东北现在是一亿零九百万常住人口，“这个人口规模其实还是很大”。
刘学也支持东北人口走出去，他说，真正适合东北发展的是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初级工业品的生产。现在由于东北人口众多，其在规模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如果一部分东北人能够合理地转移出去，一方面更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腾出来的土地空间就可以以规模化的方式进行生产，从而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
养猪场大举挺进东北，这似乎预示着东北的另一个产业方向。随着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引导生猪产能向东北4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转移，至少8家上市猪企宣布了“南猪北移”计划。
与在南方不同，东北因土地广阔、粮食便宜等优势，猪企纷纷建立起规模化和自动化的养猪场。翟羽佳说，刚毕业的时候，养猪还是重体力劳动，一个月只能赚700块钱，很多人撑不住。现在一人能养2000头猪，月薪接近1万，另外公司全是年轻人，这都是他选择回到家乡的原因。
不过，好消息背后，东北还是要面对沉重的历史与现实：东北人口流失已导致养老金“穿底”。不久前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黑龙江省2016年累计结余已经全部花光，并“负债”232亿元。此外，吉林和辽宁两省在2015年也首次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
对此，于潇和刘学均认为，国家应该进行转移支付。因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来看，东北人口外迁，是人力资本得到利用的体现。
转移支付正在成为现实。近日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提出，2018年，要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这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迈出的第一步。
本文转载南方周末（应受访者要求，王炎和、刘欣、徐林、刘芳为化名）